李平：从宏观经济到热点风口，展望中国企业新机遇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科技革命的推进，中国企业正面临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与变革。

无论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还是培养壮大新兴产业，亦或是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的重要方向。

今天我将围绕宏观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企业发展路径、风口赛道分析与展望、阴阳思想的理解与应用等，展开详细分享。

宏观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企业转型与突破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近期我对两大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个人观察。

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里，我们想要一亩田里产出多少粮食，可以通过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精确控制。

在这过程中，那些“意外”长出来的杂草（如蒲公英等）通常会被铲除。

很多地方的“创新中心”就像这种“农场”。举个例子，当某个地方想要发展新产业（如AI、低空经济）时，国内很多政府会首先选择该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并期望它们组件一个研究团队。

然而，在提供资金支持后，这两家企业实际上并未真正合作，而是利用资金在各自的企业内部组建研究团队，预期的产业带动作用未能实现，最终形成了“有产业无集群，有集群无生态”的局面。

例如，山东超2千亿的企业很多，但300~500亿的企业较少；浙江超2千亿企业很少，而300~500亿的企业则很多。

农场模式我们也可以称为是举国体制。在这种“自上而下”的经济思维支配的环境下，依然可能产生创新，但他们追求的是控制感和计划性，其产生的创新基本是路径依赖的改良式创新，极少可能成为路径突破的激进式创新。

与此相对的是硅谷的发展模式。硅谷风险投资家格雷格·霍洛维茨（Greg Horowitt）与维克多·黄（Victor W.Hwang）合著的《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认为，硅谷的创业环境更像万物齐出、茂盛生长的热带雨林。

雨林不会预先设定物种的进化，而是包容多种形态的生命，让生命在公平的环境中自我进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杂草”。

在雨林中，一棵像野草的植株极有可能是整个生态环境中最有价值的新植物。

我们可以将农场模式（Farm Model）看作是指定预选的滴灌(drip)机制，而热带雨林模式（Rain Forest Model）则更为开放和多元，类似于雨露均沾的赛马机制。

在探讨这两种模式时，我们需要思考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应用。

以韩国和日本为例，它们早期也采用了农场模式，但在电脑行业等快速变化、技术更新迅速的领域，这种模式并未取得成功。相反，台湾地区的热带雨林模式在电脑行业取得了更佳效果。

因此，我的观点是，滴灌式农场模式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实施，但不能作为长期或全面的策略。更为理想的方式是采取搭配策略，即少量的滴灌式扶持与大量的热带雨林式开放发展相结合。

以深圳为例，深圳的优秀代表企业往往不是出自于政府的滴灌式扶持，而是在热带雨林式的自由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比如华为、比亚迪、腾讯和大疆等。这表明了热带雨林模式在激发创新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独特优势。

在探讨如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时，我们还可以结合创投机构和各地政府的当下现状来看。

前段时间，有一位投资机构的领导向我倾诉了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他们现在只敢投资即将上市的公司，比如IPO和Pre-IPO的项目。虽然这种做法违背了政府指导基金设立的初衷，但他们也很无奈。因为真正的风险投资难免会有失误，一旦失误就可能导致资产流失，他们必须尽量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能赚钱。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容错机制和创新氛围的有待完善。

试错也是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不是每一株“杂草”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另外，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所投资的企业必须在当地注册才能获得资金支持。因此，每个地方都有自己扶持的企业。

以国产汽车为例，重庆扶持的是长安汽车，深圳是比亚迪汽车，上海则是上汽汽车。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形成一个大市场和充分竞争的环境，限制了资本流动性和市场整合度。

这种做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各地方政府背负着各自的经济指标，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往往更倾向于通过投资本地企业来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我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是“教练”而不是“裁判”。市场才是裁判。

市场是一个生态系统，每一企业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每个生态位都是竞争与合作的结果，企业的壮大还得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包括本身的竞争力和与其他行业上下游企业合作的能力）来占据这个生态位。

更为重要的是宏观生态系统在于不同城市的分工协同。

像北上广深这些知识型密集的城市，更应该扮演“苗圃”的“育苗”角色，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等到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就移植到其他地方发展，其他地方扮演移植后大规模成长生态的功能。这样做既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全国各地经济的发展。

此外，我们也可以思考，当苗圃政府培育出的企业在其他地方发展良好时，苗圃政府能否根据其贡献程度，按比例分享其他地方政府的部分经济增长成果（例如GDP增长所带来的政绩）？

这样一来，既满足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指标的关注，又促进了跨区域间的协作与发展，尤其是有助于构建更加开放统一的国内市场体系。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已经从原来的“学徒”变成了现在的“师傅”，他们不再仅仅只是学习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技术，而是已经能够与这些国家的供应商平起平坐，甚至开始引领这个行业，实现了从Tier 1向Tier 0.5的重大转型。

所谓的Tier 0.5供应商，指的是他们已经能够完成产品集成的大部分工作，集成程度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Tier 0.5的优势在于，随着传统燃油车向电动车的转型，传统车企的优势不再明显，他们在电动车领域的劣势开始凸显，尤其是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域。因此，他们必须依赖供应商，而供应商因此得以升级到Tier 0.5，承担更多的集成工作。

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汽车行业，还可以复制推广到其他行业。例如，宁德时代在锂电池领域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创造更高价值，提升自己在产业生态中的地位，提高讨价还价的能力。

抢占先机：2025热点风口赛道分析与展望

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对于外部的情况，真正重要的不是趋势，而是趋势的转变。趋势的转变才是决定一个机构及其努力的成败关键。”

趋势的转变，关系到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命运。当今中国正进入新质生产力崛起的时代，其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面对新全球化、低空经济、AI等热门风口赛道，中国企业如何加速领跑、脱颖而出？

在2008年金融危机、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冠肺炎疫情的多重影响下，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逆风前行，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

逆全球化表面是对全球化的反弹，更深层的原因是需要全球化新平衡。但逆全球化并不是反全球化，我们应该理解为“重新全球化”。

这一重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逻辑，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效率，也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在出海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几大策略并行：

（1）放大“朋友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虽然逆全球化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也倒逼中国企业迎来了国际化转型的新机遇。

在Friend-Shoring 友岸外包日益重要的背景下，以前被忽略的地区（如东南亚、南亚、拉美、非洲、中东、东欧等地区）日益受益。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与研发，在友好国家积极拓展关系网，放大“朋友圈”，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和合作伙伴。

这种国际化转型不仅有助于分散风险，还能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提高抵御不确定性的能力。

（2）将第二故乡当作第一故乡

鉴于各地的商业模式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需要掌握不同的核心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反学/归零原有核心能力，在新环境中创建全新核心能力。在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研发、人力资源、公关、总部的设立分布等，都要实现本土化。

中国企业要有成为全球企业的雄心壮志。

少数企业没有想要全球布局的雄心，仅仅满足于在中国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只想着把中国市场做好，顺带做一点海外业务而已，并没有真正地进行全球布局。

此外，我们的企业还缺乏体制的灵活性。总部往往实行一锤子买卖、一通到顶的中央集权制度，或者是放任分公司自行其是，导致尾大不掉。分公司则缺乏主动决策的能力，只是被动地执行总部的指令，从不主动进行创新。

无论是总部还是子公司，都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有创新创业的精神。

（3）借力打力，实现生态共赢

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企业还可以采取灵活的策略，利用各方优势，避免政治风险，同时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运作模式。

一是采取合资的方式，先占少数股权，随后逐步增加股权；二是让外企出面并购，或者让外企出面打开市场，实现借力打力。

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更多地是生态系统式“抱团出海”，而不是单打独斗。

为了让企业可以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业务，我们还可以建立以一个以综合生产性服务为核心的共享式基础设施赋能平台，通过公私伙伴合作机制（PPP），为出海中国企业提供服务，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比如市场与人才），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推动，中国低空经济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从无人机到空中物流配送，再到空中游览，低空经济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有人说：低空经济就是中国的新一轮的房地产。

这种说法背后的原因在于，低空经济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但其核心是围绕空中交通和相关服务展开的。

虽然发展潜力巨大，但各地在发展低空经济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低空经济包括但不限于小型机场、直升机停机坪以及无人机起降站等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这些设施不仅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还能为短途出行提供便利。例如，在一些城市之间或岛屿之间的快速交通需求上，低空飞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对于紧急救援、货物运输等领域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美国的低空经济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因为居住分散，公共交通不便，所以很多人拥有驾驶执照，开着小型飞机出行。但在中国，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发展低空经济。在规划和发展低空经济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市场需求、地理条件及政策支持等。

另外，当前中国低空空域管理主要由空军管控：军方统一管制、军民分开指挥。而低空经济，涉及很多通用航空领域，包括警用、救援、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等低空飞行。但目前在中国的空域资源使用中，军方分配给民用和通航使用的比例不到1/4。

因此，虽然低空经济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基于科学合理的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再稳步推进。

（1）AI与战略/商业模式

近期，有一篇战略管理领域的顶尖期刊文章指明，通过使用多个生成式AI模型，去评估三个不同的商业模式。评估结果显示，每个大型模型都有自己的见解，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

然而，当作者将这些大型模型的综合平均分与专家的评估进行对比时，他们发现这个综合平均分与专家的水平相当。这个实验进一步指出，如果仅依赖一个AI系统来做决策，可能会存在风险。

但是，如果综合多个AI系统的评估结果来做决策，其效果可以接近甚至超过一般专家的水平。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决策过程中，我们可能不应该只依赖一个AI系统，而是应该综合多个系统的意见，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系统的特点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以得出更全面的决策。

当前许多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不知道如何选择企业的发展方向，也不清楚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来实现目标。

因此，我们可以摸索出一套更为直观易懂的方法论，就像智能相机那样，用户无需了解复杂的摄影知识也能拍出好照片。

利用AI技术，可以让每个人都能达到专家级水平，从而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此外，AI的发展方向应从单纯的问答转向应用场景创新，通过AI仿真模拟技术，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路径和市场需求。当市场和技术都不明确时，这种模拟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探索多种可能性，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

比如，传统的研发模式通常是先进行技术研发，再将其转化为实际应用（如产学研合作），或者根据市场需求寻找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但在市场和技术均不明确的情况下，这两种方式都难以奏效。

利用AI进行同步协同的研发与商业转化，可以在探索潜在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探索潜在的技术路径，实现低成本试错。

这种方法类似于风洞实验的概念，在实验室环境中模拟各种情景，以较低成本预测结果。

（2）AI与开放式创新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AI与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关系。开放式创新包括引进外部技术、对外输出技术，以及既输入又输出的互联式创新。

作者发现，技术模块化能够促进开放式创新，但这需要与技术架构接口的统一性进行平衡。也就是说，虽然各个模块有其独特性，但它们在整体架构上需要保持统一。

AI在企业研发领域的两大应用：一是将创新产品本身纳入AI智能化，让创新产品具备AI智能功能；二是产品创新流程纳入AI智能化，让AI优化创新过程每一节点。

另外，增强性AI与开放式创新的结合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这种结合可以赋能AI，使其在某些方面超越人类，例如替代人类进行决策。

（3）AI与新兴产业涌现

目前，美国在AI领域的研究非常先进，特别是在科学应用方面，主要应用于化工材料、数学等领域。相比之下，国内许多企业仍停留在问答等较为基础的应用层面。

我认为，国内AI的发展方向可能需要调整，更多地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实际应用。

未来，AI将对许多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咨询公司、中等水平的研究人员、教师及工程师等职业面临较大风险。AI能够整合高中低不同层次的经验，形成一个平均水平，进而替代低于这个水平的人类工作者。

对于高于平均水平的专业人士来说，竞争的关键在于谁能更有效地利用AI工具。虽然我们跑不过AI，但只要比其他使用AI的人跑得更快，也能保持竞争优势。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以应对AI带来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AI的潜力和机会，例如在智能医疗等应用场景中，AI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灰度哲学：管理悖论与阴阳平衡

在探讨AI是取代人类还是赋能人类，创新是颠覆性的还是渐进式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的时候，我们能发现这些话题都体现了悖论的关系。

著名管理学家、华为管理顾问田涛在近作《在悖论中前进》中提出，真正卓越的企业家无不是悖论主义者。

那么，世界最本质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包括三大逻辑：非此即彼、先合后分 、既分又合。

1.非此即彼逻辑

是形式逻辑的一种表现，即“A”与“非A”是完全对立的。两者没有重合，要么全部黑，要么全部白。

2. 先合后分逻辑

黑格尔的辩证法却试图将“A”与“非A”融合，形成一种灰色的中间地带，这种逻辑试图在更高的层面上解决矛盾，然后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再在高处解决，如此循环往复。

这种逻辑的最终目标似乎是达到一种无矛盾的状态，如共产主义理念中的和谐共存，但这在现实中明显不可能。

3. 既分又合逻辑

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认为“A”与“非A”之间本来就存在交集，即它们部分重合，又部分分离。就像黑白灰三种颜色一样，黑色与白色在交融中形成了灰色，这种灰色有深有浅。

这种逻辑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政治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政治立场如何相互交融、影响。

在台湾地区，人们用深蓝、浅蓝、深绿、浅绿来区分政治立场；在美国，则是红蓝之争。深红与深蓝之间可能永远存在对立，但浅红与浅蓝却可以相互理解、交流，甚至投票支持对方。

这就是一种在交融中寻找共识的底层逻辑——阴阳平衡。

在应用阴阳平衡逻辑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追求五五开的绝对平衡，因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发现最优的比例是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等。

这种非对称性的原因在于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如果追求绝对的平衡，就会抹杀掉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导致整体效果不佳。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关注双元性。

双元性意味着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前提条件、过程还是最终结果，都需要考虑两个相互关联但又对立的方面。例如，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就是一对双元。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我们需要搭配不同的手段，如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

目前，我们正在与腾讯合作，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AI技术来实证化阴阳平衡的原理，帮助我们找到团队创新过程中的最佳平衡点。

在管理中，我们不难发现也有很多悖论，比如企业的短期效益和长期发展、集权与分权、个人和组织、产品成本与质量之间的关系等等。

处理管理悖论的能力，是一个组织核心能力的体现。

企业需要学会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悖论之间认识平衡、找到平衡，在动态发展的平衡当中实现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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